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东坡遭到从政的第二次重击，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身处逆境的苏东坡，虽然不得签书公事（不能参与政务），但他仍然有一颗惠民之心，在寓惠的两年零八个月里，做了很多惠及惠州人民的事情。如倡建东新桥、监建西新桥，推广秧马、水碓，献策解决广州自来水，收葬暴骨，施药造屋等民生工程，让惠州的“惠”字又增加了一层新的含义。
壹
苏东坡寓惠第一站：惠州合江楼
惠州安置的处境艰难。苏东坡寓居惠州，跟他在黄州一样任的是无职无权的散官。宋代的散官共有十等，常授的主要是团练副使、节度行军司马、节度副使、州别驾四种。苏东坡授的节度副使和团练副使还是散官的第一等，是从八品。前往安置地途中可以派使臣护送，不必押解。到安置地后，贬官不必住在官府的厢房里，可赁屋而居，也可自建房屋。这个规定实际上是不让贬官安居。苏东坡初到惠州时，知州詹范出于对苏东坡的尊重和私谊，安排他暂住合江楼，这是三司使行衙的驻地，有人便反对这个违规行为。不久，苏东坡不得已寄居到偏僻破败的嘉祐寺。被安置者作为散官，经济收入和相应的福利名义上减半，实际上被削减得几乎难以养家。苏东坡被贬黄州时已是“廪入既绝”。东坡之名就是不得不在东坡耕种荒地而来。
在惠州，苏东坡过的也是穷日子，以至于没钱买羊肉，所以才有了买羊骨“烤羊蝎子”的故事。“所在州常切检察，无令出城及致走失，仍每季具姓名申尚书省”。安置者被指定了地区居住，虽然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是被监视着。所以说，散官就只是个荣誉称号。好在散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寄情于秀美山川，可以与友人喝酒吟诗作文，著述修炼，也可以融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已是二次被贬的苏东坡已经59岁了，他完全可以彻底“躺平”，就此消沉下去，其政敌也希望他如此。但命运和生活并没有压垮苏东坡，无职无权的苏东坡利用自己的学识、威望、见解，通过建议、倡议、募捐等方式，做成了实权官员不一定能办到的事。
贰
倡建东新桥、监建西新桥，造福一方百姓
倡建东新桥、监建西新桥。近千年前，西枝江和东江的交汇口以西是惠州州城，以东是归善县城。州、县两城隔江相望，东新桥就在“二江合处”。苏东坡了解到东新浮桥已毁坏，交通困难，用小船渡江又经常淹死人，便希望能为惠州百姓建起一座稳固的浮桥。
古代修桥可不像现代，是政府全额出资修建，“金桥银路”则是背后利益的计算。在古代募资修桥是常态。官员、地方乡绅、商人、民众是一个募资大群体。僧侣和道人也是另一大主力。官员来主推和捐薪是出于所辖地区人民的切实需求和良好的政绩官声，士绅商人也希望捐修完后得实利，并凭“桥梁志”流芳百世。
在东新桥的修建中，苏东坡很谨慎，避免了不必要的“僭越”。他巧妙地借用了两个人的力量：一个是道士邓守安，一个是官员程正辅。
罗浮山冲虚观道士邓守安，是苏东坡新相识的道友，这个道士“广、惠间敬爱之，好为勤身济物之事”。苏东坡在宋绍圣元年九月底抵惠游访罗浮山时才相识，作为同道中人，他俩一见如故。宋绍圣二年（1095年）三月，广南东路提刑（省级高官）程正辅第一次巡视惠州时，在送程正辅到博罗的那天晚上，邓守安便来面谒程正辅，程、苏、邓三人开始商议起募建东新桥一事。程正辅是苏东坡的表哥和姐夫，在惠州程苏二人才刚刚冰释几十年的前嫌。又过了一个多月，宋绍圣二年（1095年）五月，苏东坡就致信程正辅“老兄留意竹浮桥，公私蒙利……若蒙支与，则邓道士者可以力募缘成之矣”；然后东坡邀请邓守安来惠住了两个月，集思广益，商议募资建东新桥事，拟定切实可行的建桥方案。确实，邓道士是修桥明面上最合适的主持者；同月，苏东坡又致信程正辅“本州近申乞支阜民监粪土钱用修桥……此桥不成，公私皆病，敢望留意”，修桥需钱“八九百千”，同月第三次致信请程正辅“示谕修桥事”。六月，再次致信程正辅“桥钱必不足用，学钱且告老兄留取”，动员程正辅出面筹集经费。但苏东坡在信中也请求程正辅要保密，以免惹上麻烦。同月，惠州推官柯常专程赴韶论桥钱事（王文浩《总案》卷三九），向提刑大人汇报建东新桥请求支持。作为高官的程正辅在背后的推动作用非常重要。这年七月后，苏东坡又致信邓守安“船桥尤不可缓，不知已呼得斫船人与商量未”。建桥中，苏东坡可谓是尽心尽力。
西新桥，是西湖里的栖禅院僧希固倡议兴建，在西村和西山之间筑堤修桥，解决西湖两岸的往来。苏东坡则参与监督修建。两桥先后开工，也真够苏东坡操心的。宋绍圣二年（1095年）十一月，苏东坡写给程正辅的书信，提到“又时走湖上，观作新桥、掩骼之事，亦有条理，皆粗慰人意”，讲他经常去工地查看，发现施工现场还有条理，推进还比较满意。东新桥建成后“以四十舟为二十舫，铁锁石碇，随水涨落”；西新桥则是“为飞阁九间，尽用石盐木，坚若铁石”，两桥各自体现出精湛的施工工艺。
两桥和堤湖的兴建，苏东坡出力之余，虽无钱可捐，却将皇帝赏赐的金腰带也捐出。他更是动员了远在江西的弟媳一起将皇帝所赐黄金也拿出来捐建。“不云二子劳，叹我捐腰犀。”“探囊赖故侯，宝钱出金闺。”历时一年，宋绍圣三年（1096年）的六月，两桥同时建成，民众往来更安全便利。惠州全城百姓同庆，“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苏东坡受邀为两桥题诗《两桥诗（并引）》，苏东坡详细记录了修建两桥的来龙去脉、材料、工艺，并叮嘱要“常当修未坏，勿使后噬脐”，希望“后来勿忘今”。
叁
关注农业生产，推广秧马、水碓等
宋绍圣二年（1095年）四月，来惠州面谒苏东坡的衢州进士梁琯要回浙江了，东坡“念浙中稻米几半天下，独未知为此，而仆又有薄田在阳羡，意欲以教之”（苏轼《题秧马歌后三首》），将《秧马歌》口授并付之，希望他带回去“因以教阳羡儿子”，在长子苏迈的阳羡（今宜兴）那里“传之吴人”。
宋绍圣三年（1096年）五月，翟东玉赴龙川任县令，过惠州谒苏轼，求秧马图式，东坡为之作跋，赞其“志之在民”凡此种种，苏东坡以一己之力推动了秧马的广泛传播。
农业社会中粮食产量和米价高低的矛盾是常态。宋绍圣二年（1095年）八月，惠州粮食丰收，米价大跌。而官府出于减轻漕运压力，收田税要钱不要米，造成岭南钱荒，农民要多卖粮才能纳够税。东坡在去信程正辅时反映惠州“米贱已伤农”，说上头有文件本来要求“丰则约米，歉则约钱”“谨按《编敕》，支移折变，令转运司相视丰歉，务从民便”，规定“依在市见卖实直”，准许“任从民便，纳钱纳米”。否则“则有积弊之忧，若以积滞之故……岭南之大患也”。
但是，惠州这里却不是这样的，尽管太守詹范已经“申转运司乞指”，“然亦未依得今来赦敕”也没有用。东坡给程正辅提出建议“请兄与傅、萧二公面议，共行下一文字”，要程正辅跟另外两位“省领导”面谈，再下个文件。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惠农，对基层百姓生存的关心，几乎就是苏东坡的自觉追求。
农耕时代，生产技术的推广一定程度上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地方官员来推动。水稻插秧时，农夫弯腰弓背很难受。苏东坡在武昌时，就见过秧马，“见农夫皆骑秧马”（苏轼《秧马歌（并引）》），农民可以坐在上面插秧，效率更高。秧马是那个时代先进的农业器具。在赴惠州的途中，遇到退休的官员曾安止，苏东坡作了《秧马歌》附在曾安止关于农器的《禾谱》之后。宋绍圣二年（1095年）三月，程正辅回广州，东坡追饯至博罗县，见博罗县令林抃“勤民恤农”，于是“仆出此歌以示之”，正式介绍推广了秧马。又嘱博罗县令林抃利用水力作碓磨米面以便僧俗，后来林抃“躬率田者制作阅试”亲自调试实施。苏东坡在《题秧马歌后三首》专门记载了此事，与林抃的书信也有两次提及秧马和水碓。
肆
献策解决广州自来饮水工程
曾任户部尚书的王古（字敏仲），绍圣年间也遭贬广州。宋绍圣三年（1096年）十月，东坡去信王古，说罗浮山道士邓守安曾经跟自己讲起“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那时，广州普通人吃咸苦水，只有官员和有钱人才能饮得好水。“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苏东坡倡议“于岩下作大石槽，引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在书信里，他还详细介绍了接水、分引、散流、巡觑、修葺、经营、维护的方法甚至竹子从哪里来的途径。东坡还推荐邓守安“此人洁廉，修行苦行，直望仙尔，世间贪爱无丝毫也，可以无疑”给王古，说“如可作，告差人持折简招之”，可让邓守安做技术顾问。其实在宋时，眉山周边的山区县就是用楠竹从山上将泉水接到水缸，叫“捡水”。这样一来，便将四川先进的引水工程传入了岭南。这可能是岭外地区最早的自来水工程了吧。王古也是好官，这项工作很快启动。十二月，东坡又去信王古讲“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的检修维护方法，我们由此可判知，工程已建成。自此，广州“一城贫富同饮甘凉”，苏东坡人在惠州，却惠及影响了广州百姓。
至于另外的蓄药治瘴，设立病院，修建营房等举措，也都是他通过写信建议促成。
苏东坡在朝堂上做官“一肚子不合时宜”，在乡野为民又“闲不住，不安分”。“不合时宜”是对天下大势的关注，“闲不住不安分”是对现实生活的参与。进则庙堂，退则江湖。其恩师欧阳修的为官箴言“不问吏才能否,施设如何,但民称便,即是良吏”深深影响着苏东坡。在惠州，苏东坡为民想做事，能做事，也做成了事。他的政治智慧和惠民情怀，仍值得今人学习。
作者简介
邓敏：四川省眉山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苏东坡研究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