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的“头啖汤”

意思是第一拨出锅的汤

味道最为鲜甜

广州人爱喝头啖汤，也善于煲头啖汤。

在40年的时间里，

广州栉风沐雨、海纳百川，

煲出了一碗鲜甜醇厚、回味无穷的靓汤。

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由广州市委宣传部与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由广州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历时1年精心打造的大型纪录片《头啖汤》。

《头啖汤》共8集，每集50分钟，以《市场》、《开放》、《文艺》、《乡镇》、《热土》、《制造》、《科技》、《枢纽》8个不同主题，全方位、多角度讲述广州改革开放40年不同领域的精彩故事。

1978年以来，广州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低调务实而又兼容并蓄的广州人，以敢为人先的“头啖汤”精神，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大胆实践， 创造了很多个全国第一：

城市价格改革在这里率先“破冰”，

第一批个体户在这里白手起家、劳动致富，

第一个五星级宾馆在这里开门迎客，

第一个“扬手即停”的出租汽车公司从这里起步，

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在这里落地，

轻松娱乐的流行音乐从这里星火燎原风靡全国……

美在花城

广州电视台1988年成立，不久推出了“美在花城”广告新星大赛，是内地最早的电视选美活动，光广州就有6000多人报名参加，轰动一时。

广东媒体就是从那时起锐意改革，至1990年代蔚为大观的。1992年，广州电视台出品的电视剧《外来妹》在央视热播，曾创下了28个点的收视神话。

电视剧《外来妹》

《头啖汤》和“美在花城”广告新星大赛，《外来妹》一样，是广州电视人创造的载入历史的作品。

一条鱼

生活像头啖汤，

一鱼一菜，图的是个新鲜

可就在几十年前，“四季常青吃老菜，鱼米之乡没鱼吃”却是广州这座鱼米之乡的生活场景。老百姓每人每月只有二两鱼票，全家人攒一个月不够买一斤鱼。

广东省收藏家协会理事林仕荣专门收藏票证。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买粮油肉食都要票证。林仕荣说：“那时候有钱都没有用，没有票买不到东西。”

当时在广州，为了买到供应有限的鱼吃，凌晨三四点就要去排队，用砖头占位，早上7点开市，排在后面的人只能买到鱼渣。

为什么吃鱼这么难？因为供给少。为什么供应少？因为水产品实行三级分配，国家给省里指标，省里给市里指标，产区的渔民按计划生产，全是政府定价，没有积极性。市里的采购员要一直蹲在那里催落实，盯着渔民把鱼打回来交给政府的供应站。

习仲勋在广东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时，曾收到广州一位市民来信，里面装着一张无法兑换的五角钱鱼票，给他带来了极大震动。

很快，广州就开始以水产品为突破口，进行全国最早的水产品统购统销改革。1978年12月，广州一德路开办了一家国营河鲜服务部，买卖双方可以自由贸易、自由议价。卖手叫价，一条鱼多少钱，有没有人要，价高者得。这样的场面引来很多人的围观，觉得好新鲜。

就这样，从河鲜开始，广州又接连放开了咸鱼海味、塘鱼、冰鲜鱼市场。

放开价格后的鱼档

“街边仔，街边女，我开个鱼档来做生意，雅马哈鱼档真威风，这里的鲩鱼又大又生猛。”这是上世纪80年代电影《雅马哈鱼档》中的歌词。广州人就这样吃上了鲜美河鲜、生猛海鲜。

但改革并非没有压力。市场闸门一开，鱼价随之上涨。计划经济时代最贵的“牌价鱼”几毛钱一斤，一下子涨到了几块钱，引起很多投诉。但改革者顶住了压力，没过多久，各地的鱼争先恐后游了过来，鱼价慢慢回落，河鲜杂鱼也从十来个品种增加到了上百个。

广州是全国第一个

解决了“吃鱼难”的大城市

1985年4月

广州取消了最后一张鱼票

一只鸡

1978年，中国个体经济就业人数只有十几万，相当于五六千个人中有一个个体经营者。

由于就业压力巨大，1979年2月召开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会议提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

1979年底，全国个体从业人员就发展到了31万。

1980年4月，在国营广州锅炉厂当焊工的高德良，决定放弃“铁饭碗”，下海做祖传的“太爷鸡”。周围的人怀疑他脑子出了问题，工商局也不相信他一个干部子弟会去卖鸡。为了说服工商人员，他现场做了一只“太爷鸡”，对方品尝后连连称好，当天就给他办了执照。

1982年，高德良烹制太爷鸡

“太爷鸡”第一个月就有8000元营业额和3000多元利润。但问题也来了，他雇了几个帮工，违反了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的“不准雇工”；日营业额超过100元，街道就要按营业额征收2%到3%的税；向银行贷款3000元，只批了1000元。左右为难。“太爷鸡”的营业额第三个月也降到了3000元。

国务院领导很快批示了高德良的信件

高德良在1980年12月给国务院寄了一封9页纸的挂号信。

高德良的信，应该是中国个体经济成员第一次提出关于保护私有产权的建议，并获得了国务院的正面回应。

1985年，高德良登上美国《时代》周刊

随着政策逐步改变，雇工开放了，税收调整了，广州成为国家允许个体经营者贷款的试点，高德良也成为第一个受益者。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将个体经济定位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煲靓汤

广州人用心煲靓汤，爱喝头啖汤。

1977年，港商刘耀柱第一次到广州白云区探亲，在广州火车站下车后，提着大包小包，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才到家。后来，他和广州合作经营出租车，计时收费，价格透明，造就了“扬手即停”的“广州现象”；

市民正在体验“扬手即停”

1983年，霍英东投资的，全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开业。

白天鹅宾馆

敢为天下先

广州人并非只是吃吃喝喝

也是有勇气、敢突破的创新者

敢为天下先

在《头啖汤》里可以看到，1980年，广州东方宾馆开办了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家音乐茶座，邀请驻唱歌手现场演唱流行歌曲，每晚都被挤得水泄不通。

广州人不仅在思想上解放

在体制机制上也敢于开创

1976年，广州农场局下属的一间靠几口铜锅熬药的小制药厂，向上级提出，要独立的人事权，跟上级承包定额利润，完成定额部分80%上交，20%留给企业；超额利润部分30%上交，30%用作企业发展，40%作为员工福利。

1978年确定了“以销定产”，主动出击，在全国自建销售网络，派业务员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地推销产品。

到1979年，制药厂已在全国建立了近400个销售网点，开中国制药行业的市场营销之先河。这就是后来的白云山制药总厂。

创办之初的制药厂，设备简陋

在广州天河的杨箕村，1976年，26岁的张建好挑起了村委会主任和党总支书记的担子，她从老支书手里接过存折时发现，全村4000多口人，流动资金只有150元。

1978年，为了调动村民生产积极性，她和村干部顶着风险，搞起农田承包试点，试点村民的月收入从原来的10元涨到30元甚至100元。1979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时，杨箕村一部分村民已经先富起来。

杨箕村在1987年创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股份经济组织——沙河镇杨箕村股份合作经济联社，村民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让村民当上了集体经济的主人。

“杨箕模式”如星星之火

燎原全国

推动了农村经济改革的百花齐放

现在的白云山制药厂

改革开放40年，广州，作为一座枢纽城市，广州的地铁里程全国第三，新白云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全国第三，广州空港经济区初步建成了全国最大的空港物流中心，广州港口货物吞吐量全国第三，广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大城市中第三。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广州的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产业基础非常雄厚。

富士康去年宣布在广州投资610亿元建设10.5代显示器项目，未来这里将产出世界最先进的8K显示屏，富士康还带来了100多家合作伙伴企业。富士康选择广州，是看到了广州作为珠三角中心城市的市场优势，物流枢纽优势，以及教育和人才的综合优势。

40年来，这些鲜活的广州故事，就是最生动的中国人的故事。从这些个性鲜明的故事里，能看见广州人血液里共同的精神特质，看见广州与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

广州是一座给人以机会的城市，

一座有美好生活体验的城市

一个把机会之城和体验之城

融合在一起的好地方

点击阅读原文

可以观看《头啖汤》全部8集纪录片

编辑 | 黄嘉露

来源 | 人民日报、南方+、秦朔朋友圈

本文已获得“秦朔朋友圈”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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