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一颗‘鸭霸丸’只需要500缅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2.2元），价格越低吸食毒品的年龄也越来越小。”居住在木姐（Muse）的华人医生刘勇伦对于“吸毒者年轻化”忧心忡忡。
大规模返贫导致“金三角”毒品卷土重来；新一轮产量的激增又导致单品价格大幅下降，这让毒品更容易在中下层社会传播。
文 |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周旭良
责任编辑 | 于冬
2019年3月31日一次跨国执法行动中，缅甸破获1737公斤的冰毒，总市值近2900万美元。
“这是今年以来，我们破获的最大一起毒品走私案。”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缅甸全国毒品控制部门的一名官员难掩欣喜与惊讶之情。
这桩毒品走私案印证了国际禁毒组织的一个新判断：“金三角”毒品问题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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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戒毒’了”
这桩大案得以暴露颇为偶然。在此三天前，缅甸海军在南部城市高当（Kawthaung）附近海域例行检查时，在一艘载有七人的渔船上查获大量冰毒。
缉毒人员顺藤摸瓜，进入大毒枭在缅甸首都仰光的住宅。不过，大毒枭本人已逃之夭夭，警方只逮捕了他的妻子，并查获手机、卫星电话、导航仪和七本银行存折等。
诸多证据显示，毒品来自已经“戒毒”的“金三角”地区。“金三角”是由老挝、泰国与缅甸边境组成的三角形地带，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三千多个村镇，这里山高林密、交通闭塞，一度是全球最大毒品生产地。
19世纪末，英美法等国殖民者最先带来罂粟种子，并向当地人传授罂粟的种植、提炼和销售技术。上世纪90年代，“金三角”的罂粟种植面积已高达百万亩，大量毒品沿着湄公河流通，也会在两岸的茂林里东突西进，进入中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和泰国等，甚至还会漂洋过海流向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金三角”毒品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交界的“金新月”齐名。这时，国际社会禁毒的呼声已日渐高涨，泰国、缅甸政府加大禁毒力度。2005年春天，“金三角”各方势力集体宣布停止种植罂粟，大规模改种稻米、甘蔗和咖啡。
次年，云南省公安禁毒部门利用卫星遥感等监测技术发现，整个“金三角”罂粟种植面积降到20万亩左右，达到百年来的最低点。
“我们已经‘戒毒’了，尽管遇到一时的资金困难。”2007年4月受邀到缅甸第二特区观摩禁毒进展时，一名当地政府官员对笔者说，他希望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转型援助”。
正值罂粟花开的时节，昔日漫山遍野的罂粟花海已被茶园、咖啡和橡胶园所取代，传统的罂粟种植者从泰国引入知名咖啡品牌“Doi Chaang”，还从中国云南移植茶树苗和普洱茶制作工艺。一些富裕的劳动力则自发地转移到玉石、黄金等开采业上。
但这股“禁毒”风潮持续不足十年。联合国禁毒组织2019年1月发布最新调查数据，2006年以来缅甸北部罂粟种植面积增加50%，2017年种植罂粟的土地至少4.1万公顷。
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导致毒品产量上升。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的数据，2008年至2017年的十年间，“金三角”地区破获丸状冰毒从5000万粒激增至4.5亿粒，每年毒品交易额则超过400亿美元。
“这比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总量还高，就好像突然冒出了一个没有疆土，却拥有很多钱的‘国家’。”道格拉斯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东南亚地区负责人。
他说，“金三角”毒品来势凶猛，产量激增导致冰毒价格大幅下降，这让毒品更容易在中下层社会传播。2014年至2016年，缅甸、泰国的冰毒价格低至每粒2美元至2.20美元。
“金三角”冰毒还以“品质优良”著称。新加坡《联合早报》2019年2月21日文章透露，“金三角”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鸦片出产地，仅次于阿富汗，并在冰毒等领域超越拉美地区。
“泰国北部的金三角仍是贩运毒品的主要地区。”泰国麻醉品管制委员会麻醉作物调查监测所所长丕波颇为无奈，“毒贩利用雨季夜晚运毒，他们资金充沛，政府预算有限，不容易追捕到毒品的源头，它们隐没在地下工厂和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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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返贫让“金三角”再现罂粟之海
“我们也不想一辈子种罂粟，周边国家也不喜欢我们这样，但没有别的办法。”47岁的农民桑博（Sang boe）曾受雇泰国北部的罂粟种植园。
2005年，桑博带着种植技术返回故乡莲花村，这里距离腊戍四十多公里，只有五六十户人家，村落前后的山坡上都是绿油油的罂粟田，只有一条泥泞的乡间道路直通外部世界。他开玩笑说，宁静与贫穷是这里的“特产”。
罂粟才是这里的“特产”。每到丰收时节，一些身穿军装的“中间商”会背着枪进村，他们强行购买未经加工的生鸦片，不允许村民讨价还价。桑博只能眼看着，他们种植的生鸦片被雇来的“九丙”一步步背出深山。
大概2006年前后，联合国的雇员来到莲花村劝说村民“废罂粟、种咖啡”。英国广播公司（BBC）稍早前报道说，这个试点项目由联合国禁毒署官员约亨·威斯（Jochen Wiese）负责。
他曾在秘鲁花费近三十年的时间，成功说服当地农民放弃古柯改种咖啡，古柯是制作另一种毒品可卡因的原料。然而，联合国在缅北推广秘鲁经验并不顺利。
桑博也响应号召改种咖啡、水稻、荞麦和甘蔗，要么水土不服导致粮食歉收，要么需要三四年才能等到咖啡树长出果实。当地农民发现，还是种植罂粟经济效益高。
“从播种到丰收只要四个月，遇上好买主不仅主动来村里收购生鸦片，甚至还会提前预付定金，但种植咖啡、荞麦等作物只能自己肩挑背扛运出深山。”桑博说。
种植者的急功好利迅速让“金三角”罂粟卷土重来。
“我们的社会经济调查发现，（当地农民）种植罂粟是因为没有其它的生存选择，这几乎是当地人基本生活花费的唯一来源。”道格拉斯认为，缅北农民种植罂粟还有复杂的经济和社会背景。
或蹲或站，村民围聚在村落中央一块椭圆形的石板桌上，相互传递着一个生锈的巧克力包装盒，用火柴大的木棒挑起一小块黑糊糊、黏腻腻的生鸦片，他们快乐地吞下肚。
鸦片俗称大烟，主要从罂粟结出的蒴果而来，品尝生鸦片是“金三角”地区流行的待客之道。百余年来，当地人已产生身体和心灵上的“鸦片依赖”：它不仅是社交用品，还是药品用于治疗腹泻和痢疾，甚至还让夜里哭闹的婴孩迅速入睡。
历史的基因与大规模返贫的现实，让“金三角”再现罂粟之海。2019年2月11日，笔者走进云雾缭绕的山脉中，看见农民零零散散地在山谷中劳作，他们用尖刀割开罂粟的主秆，让乳白色的汁液流进易拉罐做成的小桶。
当地农民每年种植两次罂粟，联合国和缅甸政府的相关统计往往只计算第一季。尽管缅甸政府明确规定种植罂粟违法，但在桑博看来“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
这片土地并不是没有统治者，他们与缅甸政府军频繁作战。
2017年7月，大军阀、大毒枭，被称为“杨二小姐”的杨金秀以九十岁高龄去世。美国历史学教授阿尔弗雷德·W·麦科伊在著作《海洛因政治》中透露：二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用飞机空运武器，支持“金三角”国民党军队残余力量和杨金秀的部队，并允许他们销售鸦片以赚取行动资金。
曾与杨金秀并肩作战的罗星汉是另一名大毒枭。上世纪60年代，缅甸军事强人奈温授权罗星汉建立一支民兵组织，并允许罗星汉种植鸦片、贩运海洛因充当军费。很快，罗星汉成为“金三角”势力强大的毒枭之一。
2010年以来，当地少数民族武装和民兵频繁与缅甸政府军交火。而且，不论政府军、反叛武装或者一些民兵组织被指向农民征收“罂粟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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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经济” 一枝独秀
动荡的局势让贩毒组织浑水摸鱼，许多武装组织以毒品赚取经费。
“冲突地区往往为有组织的犯罪以及毒品的贩运提供庇护空间。控制毒品制造厂所在地区的组织显然从中获利。”道格拉斯解释说，“有证据显示，大型区域犯罪集团已转移至缅甸特别地区以及靠近北部掸邦的冲突地区，他们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生产冰毒。”
毒品成为战乱的经济基础，也带来一时的繁华。2019年2月14日，笔者进入贵概镇时已是深夜，仍灯红酒绿。这里隶属缅甸掸邦东北部的木姐市，它西邻南渡，东与果敢隔江而望，南面兴威、腊戍，北接木姐。
从木姐通往曼德勒的滇缅公路穿过小镇，四通八达的区位让贵概镇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迄今，克钦独立军、果敢同盟军、北掸邦军、德昂军等多个少数民族武装盘踞于此，被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称为“武装代理”。
在“武装代理”的荫蔽下，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武装团伙。一家名为“潘塞（Pan Say）”的民兵组织是木姐市最大的地方武装。2019年1月，“潘塞”罕见地接受法新社采访，并邀请记者随民兵到街头巡逻。
这些民兵组织在缅军的支持下宛如安全部队，他们手持M16或AK47步枪在街上游荡。
根据潘塞等民兵组织2009年与缅甸政府达成的和平协议，民兵组织接受政府军的管制，负责配合政府维持地方秩序。作为回报，民兵组织可在分得的地盘内享有一定“自治权”，包括经营玉石矿、卷烟厂和酒吧。
“他们自称是当地‘和平守护者’，其它少数民族的叛军组织才是战争、敲诈勒索等非法活动的肇事者。”法新社的报道说。
接受采访过程中，这些民兵组织对参与毒品生产等“地下经济”讳莫如深。
“木姐的地下经济如此红火，除了叛军之外，缅甸政府军收编的民兵组织也有份参与。”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独立分析员马提森的话，“他们不但经营有赌场，还贩卖‘野马’（Yaba）兴奋药丸。”
制毒工厂被视为核心机密。但联合国禁毒组织认为，缅甸东部的掸邦存在多个冰毒生产中心，所需原料主要从贵概镇运入，分送到各家冰毒制造工厂，再由“武装代理”与跨国贩毒集团携手将冰毒外销出国。
最近，制毒者频频打破“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一名来自贵概镇的基督教人士反映，家家户户都有人吸毒，只要有钱全天24小时都能买到毒品，吸毒者还时常聚众闹事，他们频繁出没的街头逐渐成为“无人区”。
“天一黑，杂货店就打烊。”来自福建晋江的钱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来此赌博，输得倾家荡产后只好选择在贵概镇定居，经营着一家杂货店。
他说，尽管从事毒品生意者财源滚滚，但实际获益者只是极少数的毒贩、民兵及其背后的“武装代理大佬”，平民则只能小心翼翼地讨生活，随时可能被洗劫、遭欺凌。
百业凋零，唯有“地下经济”一枝独秀，但毒品撕裂着“金三角”地区的族群社会。2014年，在当地基督教的组织下，与云南省接壤的缅甸克钦邦率先诞生“禁毒民兵”组织，他们不满政府的不作为，决意自己动手扫毒。
时至今日，“禁毒民兵”自称已有十万多名成员。平时，他们巡逻街头，将抓捕到的毒贩游街示众，并酝酿重大行动。2016年2月，该机构组织力量进入田间捣毁罂粟时，一度遭到罂粟农的反击和暗算，导致三人受伤、三十多人被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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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聪明且无情”的战略
“金三角”罂粟种植死灰复燃，导致毒品的价格越来越低，吸毒群体迅速在“金三角”及相邻国家快速蔓延。
“买一颗‘鸭霸丸’只需要500缅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2.2元），价格越低吸食毒品的年龄也越来越小。”居住在木姐（Muse）的华人医生刘勇伦对于“吸毒者年轻化”忧心忡忡。
吸毒已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刘勇伦说，不少货车司机、矿工会在疲倦时“吸食冰毒提神”。放松时，他们也会注射海洛因。更可怕的是，一些八九岁的孩童也染上吞食“鸭霸丸”的毒瘾。
毗邻“金三角”地区，泰国首当其冲。据泰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万猜透露，2017年泰国收缴并销毁的毒品数量是1977年的47倍。2016年10月至2017年5月，泰国共有逾12万名吸毒者进入戒毒所。
泰国的吸毒者群体也呈年轻化趋势。泰国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大约三分之一吸毒者是18至24岁的年轻人。为挽救这些年轻的吸毒者，泰国1287家医院设有戒毒所。
“这是个肮脏的勾当，他们积极行动要把它（鸭霸丸）推销到更多的国家和人群。”道格拉斯称之为一个“聪明且无情”的战略：当前，“鸭霸丸”的价格越来越低，贩毒集团正以超低价倾销，以此吸引更多人上瘾扩大“顾客群”。
薄利多销的同时，贩毒集团还通过一整套复杂的跨国走私网络，迅速抬高毒品的身价。在木姐，买一颗“鸭霸丸”通常只需两元人民币，辗转运到澳大利亚等地则升至30澳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150元）。
跨国大毒枭落网揭开神秘的走私网络。2018年3月20日，时年41岁的老挝籍大毒枭赛萨纳·乔平帕（Xaysana Keopimpha）在曼谷法院受审。
他绰号“X先生”，是一个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等多国毒品走私集团的头目。泰国调查人员说，“X先生”拥有一本通讯录，记录着泰国有钱有势的名人朋友：他们为乔平帕的贩毒集团通风报信、提供藏身之所，一些车商等也协助乔平帕洗钱。
“金三角”毒品外销，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域外国家纷纷“中毒”。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doc）2015年的一份报告估计，“金三角”等地生产的海洛因中，至少七成被中国的一百多万瘾君子所“消费”。
多年来，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毒品治理。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刘跃进公开表示，“金三角”仍是境内海洛因和冰毒片剂的主要来源地，“金新月”海洛因现实危害进一步加大，南美可卡因走私入境时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