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央军委从全国各地调集了8个团共两万余名基建工程兵进驻深圳。神秘部队的突然南下，在对岸的香港一度引起恐慌，为了避免引起军事上的误会，指挥部下达通知，外出尽量不穿军装，甚至把领章、帽徽拿掉。
1980年代，深圳1/4的高楼都是由基建工程兵承建，他们将奋斗、纪律和使命感等一系列精神元素，注入这片由他们一砖一瓦建成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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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 林怡龄
南方周末记者 | 郑宇均
“大都会”“世界一线城市”，深圳的成长超乎人想象，而建设它的拓荒者却在不可避免地老去。
离开部队的彷徨、建设特区的艰苦、市场经济的竞争，没能击倒这些人，但当青春不在，他们蹒跚的步伐逐渐跟不上时代的列车。
“希望拓荒牛们能在自己亲手建设起来的城市里，更有尊严地安度晚年。”深圳市拓荒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樊财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8年12月8日，“关爱深圳拓荒牛”专项基金捐赠仪式在深圳龙华举行，34人获得了每月每人1000元的生活费用资助，68人获赠重大疾病和意外保险。这个由在深基建工程兵转业企业捐建的基金，主要关注的是基建工程兵及其遗孀、随军工人等群体，除了军旅的底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来深超过30年。
基金会选择龙悦居作为首个项目试点社区，这是个保障性住房小区，大多住户家庭经济收入比较低。
6公里外的深圳卓越城，杨洪祥站在他开阔明亮的董事长办公室里。14楼的落地窗外，目之所及，是均价7万以上的楼宇、干净街道和高密度车流。
回想初到深圳的那一天，这个房地产老总恍如隔世。1982年11月26日，20岁的杨洪祥穿着军装、挎着水壶、打着背包，坐在开往深圳的火车上，手里握着他的“武器”——一台价值148元人民币的海鸥牌120照相机。听着窗外不绝于耳的哐当哐当声，那个与香港毗邻的边陲小镇，既期待又忐忑。
四十年过去，深圳的拓荒史逐渐隐没在了拔地而起的楼宇间，中国则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而这座平地上冒出来的新城，与两万多基建工程兵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1980年代，深圳1/4的高楼都是由基建工程兵承建，他们将奋斗、纪律和使命感等一系列精神元素，注入这片由他们一砖一瓦建成的城市。
2017年1月10日，深圳，封路三年多的深圳华强北即将迎来重新开街的日子，地面围挡已经拆除，工人正在为街道的景观装饰做收尾工作，其立体景观步行街的布局设计已渐渐显现，许多过往市民和客商都赞其高颜值。（视觉中国/图）
1
边陲小镇，两万人
人生步入暮年，邓发金已记不清很多往事，但说起来深圳的第一天，每一个细节依旧清晰得恍如昨日。
那趟从湖北荆门开往深圳的闷罐车，足足走了四天多。窗外不断变幻的深秋景色和列车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拼织成了邓发金最初的记忆。1982年秋，基建工程兵31支队302团的一千多名战士，就此离开驻扎多年的营盘，一去不复返。
他们的新驻地，这些战士所知甚少，甚至连名字都叫不出来。能准确念出“圳”字的人并不多，不少人把它读成了“深川”。深圳，对于他们，一切都太陌生。
比起这片陌生的土地，更让陈云涌担心的，是手里的公款，负责财务的他，掌管着当年302团一千多人带入深圳的全部现金。时任团政治处主任汪家玉，为此专门为陈云涌派了两个保卫员，看守这点家当：52800元。1982年香港的GDP总量达1930亿人民币，而当时的深圳是8亿，还不到香港的一个零头。
随着改革开放的序幕开启，一夜之间，深圳从小镇成了特区，猛然降临的名号，并不能骤变其贫瘠的基础，当时全市只有一家建筑公司、两个工程师。
于是，国家基础建设的主力军——基建工程兵，被纳入了决策者的考量。这支当时四散在大江南北搞建设的军队，在一声军令下，往南海之滨集结。1982年，中央军委从全国各地调集了8个团共两万余名基建工程兵进驻深圳。
这是特区成立的第三个年头。前一年，深圳蛇口挂上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广告牌，“深圳第一高楼”——深圳电子大厦动工开建，这个昔日的小镇在迈向大城市的路上跃跃欲试。
那两年的深圳火车站，时不时就有一队队军人到站，折叠成方块的被褥整齐划一地背在身后，其中就有杨洪祥。
神秘部队的突然南下，在对岸的香港一度引起恐慌，有关深圳来了两万军队的消息，成为香港居民茶余饭后热议的焦点。为了避免引起军事上的误会，指挥部下达通知，外出尽量不穿军装，甚至把领章、帽徽拿掉。
从广州到深圳，杨洪祥足足坐了七个多小时火车。刚下站台，他就自拍了一张与罗湖桥的合影，那一侧，通往香港。然而，这份兴奋之情并没有保留太久，一出站，他对深圳的幻想和期待在顷刻间被击碎。
“杂草丛生，蚊虫飞舞，到处尘土飞扬，很荒芜。”这个时任基建工程兵31支队师部专职新闻报道员，出于职业本能，用镜头记录下了他的震撼与疑惑。他所保存的六百多张照片，定格了深圳早期的蜕变。
彼时，坐在前往竹子林驻地的三菱摩托车上，杨洪祥心里不断打鼓，“这是深圳特区吗？”道路两边全是荒芜的农田和稀疏的房子，与他所想相去甚远。而到达竹子林后，满地的垃圾堆让他当时心就凉了。“在我的想象中，深圳就跟香港一样，在老街看到的建筑物感觉还算可以，但一过了上海宾馆，荒凉，当时心里落差特别大。”
也是那个秋天，带着忐忑和憧憬，邓发金和他302团的战友们，跟着深圳市政府接待人员，来到狮岭山脚。“他们朝北一抬手，指向一座小山头，对我们团长田守臣说，你们的驻地就安排在那儿。”
山上，长着一片片密密麻麻的桉树，荒草有一人多高，没有路，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穿行其间。当时的深圳，什么都缺，最缺的就是住人的房子。
1980年代初，深南大道从上海宾馆到南头检查站路段几乎都是这样的石头山，两万基建工程兵转业深圳后成立的建设公司把这些石头山全部搬平。（杨洪祥/图）
来深圳的第一天，邓发金和战友们是在树底下露宿的。之后，深圳肆虐的台风，又一次次刮倒他们的窝棚。早在1979年10月，基建工程兵1支队先遣部队一个团的兵力到深圳打前阵。他们在竹子林用竹子、竹叶和茅草建起一座座工棚，再用油毛毡封顶，喝着甚至有虫子的山泉水。下大雨时，泥石流冲下来的沙石，把战士的脸盆、水壶冲走，人在床上睡，水在床下流，起床找不到鞋。即使不下雨，也会有青蛙钻到被窝，或者枕头底下爬条蛇的情况。
简陋的居住环境，没有挫败战士们的乐观情绪，他们戏称竹子林工棚为“竹园宾馆”，甚至还在“竹园宾馆”里，举行了一场被媒体争相报道的婚礼。
“为什么她有这么大的勇气？”1983年，一个东北军嫂的人生选择，成为深圳基建工程兵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彼时，于丽范在哈尔滨一家国企做财务。当时的哈尔滨，素有“东方小巴黎”的美称，而深圳，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当于丽范丢掉铁饭碗，跟随丈夫徐德均来到深圳时，工棚里的战友们见状都十分不解。
1983年9月30日晚，于丽范与徐德均的婚礼在狭小的工棚里举行。众多老乡战友挤满工棚，拍手欢笑。杨洪祥记得，当时不到3周前，这片工棚遭受了50年一遇的台风的正面袭击，连炊事班的大铁锅也被吹走，板房、帐篷都吹到了海边，让本就简陋的驻地面目全非。可这对新人并不介意。
靠着小板车和长铲，基建工程兵硬是把深南大道上的石头山全部搬平。轰隆隆机器声持续不停，一片片山坡野岭被夷平成建设工地，深圳的雏形已经开始显现。
“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是尘土飞扬，到处都是拉土车跑来跑去。”在他印象中，深圳那时随处都是繁忙的工地。
日后的“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工地上，楼体拔地而起。为完成艰巨的施工任务，24小时轮换作业已是他们的常态。在无数个弯腰直起的背后，国贸大厦正朝着蓝天卖力生长。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时，在国贸对面的国商顶楼，观望正在建设中的国贸大厦。那时，“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已声名远扬，央视《新闻联播》平均每周都会播发一条关于深圳的新闻报道，画面中最常出现的就是这座正在一天天长高的中国第一高楼。杨洪祥说，“三天一层楼并不科学，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但这代表着深圳发展的速度。”1985年，国贸大厦竣工。大厦封顶之后，原基建工程兵部队保卫科干事李平均从1层爬到53层，站在未装修的楼顶上俯瞰深圳全貌，感慨万千。
1983年初，基建工程兵在华强北工业区的建筑工地。如今，华强北工业区已经华丽转身，成为深圳市重要的商业区。（杨洪祥/图）
2
“市场经济”下的阵痛
每个人都是被时代洪流所裹挟的一分子，来到深圳的两万多基建工程兵也不例外。当他们还在埋头苦干之时，转眼间，一个决定使得他们在时代浪潮中，再次被推向了前途未卜的境地。
1982年8月，第七次大裁军袭来，51万铁道兵和50万基建工程兵部队集体转业。基建工程兵，这个中国军队史上最短的兵种，就此进入历史。
1983年9月15日，深圳戏院里，庄严肃穆，只有转业仪式中的国歌声，领导讲话声。“向军旗最后敬礼！”现场齐刷刷地抬起右手，整齐划一，干净利落。而“礼毕”一声，这次停留的时间格外长。礼毕结束后，不少战士仍旧不肯放下右手，他们眼里闪着泪花，当军歌再度奏响时，啜泣声此起彼伏。
军旗缓缓降下，执旗手收旗后，将军旗认真折叠交给首长。对刘坤德而言，这仪式意味颇多。全程经历基建工程兵17年历史，从部队成立大会到集体转业大会，他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转身之间，他们被推向未知之地。军营成了企业，团长成了经理，政委成了书记，拆下帽徽领章的302团官兵，不得不面对一个陌生的身份——深圳市市政工程公司的员工。
那一晚，由团长成为经理的田守臣辗转反侧。明天队伍的早餐在哪里，这让他彻夜难眠。以前，部队不需要考虑吃饭问题，只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就好。可如今，他们得面对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作战对象：市场经济。
这个词代表着什么，当时他们并不清楚，加上“摸着石头过河”之初存在的风气不正等漏洞，让恪守纪律的工人们遇到了发展阵痛期。
告别部队之后，杨洪祥原本是想到团市委工作，但市建委看中他的宣传特长，不肯放他走。当时负责接收工程兵的人，在杨洪祥档案上如此批示，“此人不准调走，留在建委做新闻报道工作”。
然而，杨洪祥内心仍是忐忑。“我觉得我知识不够，能不能送我去读书？”他的这一困惑，正是转业后大部分基建工程兵的短板。后来，他获批到深圳市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大专班读书。他没放弃自己手中的笔和相机，继续做新闻报道，他自我调侃道：“做起了‘土记者’。”
与杨洪祥转业后发展顺利的境况不同的是，不少基建工程兵并不适应新身份和新环境。脱下军装、离开供给制部队、转业到深圳建筑公司的工人们，军人的习惯和传统没有丢。在转业两年后的照片中，他们依旧列队进入餐厅就餐。然而，正因为这种部队习惯，让他们在市场经济萌芽的最初时期，走得异常艰难。
在市场经济这股浪潮中，有人能乘风破浪，也就有人被拍打至海底。当时的深圳特区建筑业推行招投标，在全国率先解除地区封锁，外地施工企业纷纷涌进。对市场情况并不熟悉的基建工程兵，在不少工程招标中，败给了蜂拥至特区“淘金”的包工头们。
1983年9月30日，在基建工程兵303团（后改编为市四公司）竹子林基地的竹棚里，干部徐德君和女青年于丽范举行甜蜜的婚礼，被媒体争相报道。（杨洪祥/图）
“找不到活干”是最大的打击，集体转业的302团，只有146万元的固定资产，20.8万元的流动资金，这就是深圳市政工程公司1680名干部职工和数百名家属的全部资产，一个人只能分到一百多块钱。改制最初的几个月里，其公司下属工程队几乎没一个接到工程。员工们的工资，基本上都只能向银行借贷，有的每月只能发30块钱。为了给公司找活干，脱下军装的营长连长没少受眉高眼低的闷气。在一个个辗转难眠的夜里，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找生路，成为这些带头人最头疼的问题。
后来的华为总裁任正非，以基建工程兵某部副所长（技术副团级）转业后，初到市场经济环境中也呛过水，做生意被骗200万。杨洪祥对此颇有感触：“在深圳的市场经济环境当中，并不是说你有才华或者技术就能适应的，需要一个过程。”
“揭不开锅”成为了这群人的日常窘境。为了生计，有些人到外商、港商开的酒楼刷碗，有些则不得不屈服于私人包工头，为他们干苦力，有的则落魄到生病无钱医治。
“有一批来自四川的志愿兵，100多个兵，基本上都求着要回家。”原304团团长李金忠说。
残酷的生存危机刺激了原为基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科干事的段亚兵。1985年，段亚兵与吴启泰合写了《深圳，两万基建工程兵的苦痛与尊严》一书。当文学与它所处的时代相碰撞时，迸发了它应有的意义。人们开始关注两万基建工程兵的转业阵痛和社会转型。
为了帮助工程兵转制企业过难关，深圳市政府将二线关、罗湖联检大楼等工程部分项目分配给他们，并划拨了150万平方米土地，给他们开发建设。
逝去和新生，在这片土地上不断上演。特区进入第十个年头，1990年，因过度劳累，田守臣病逝。此前，他与工程技术人员研究施工方案的照片，成为锁定在杨洪祥相机里的最后记忆。
临终前，田守臣向公司提出要看年度财务报表，1989年市政公司实现总产值1.58亿元，比1983年改制时增长了59倍，利润增长了19倍。在病榻上的田守臣已经看不清字了，他让妻子念给他听。听到最后，陈德伦看到，笑容从田守臣的嘴角一点点地漾上来，他说，“兄弟们的日子会好过一点啦”。
何松土早就料到会有转业的一天。当兵后，他从没中断过文化知识的学习。1986年，他进入天津财经学院在职学习，并被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录用。
初到金融行业的何松土，怀揣着对前途未知的不安，靠着两条腿和简易的交通工具，他奔波在深圳的各个角落，无论烈日还是雨天，总是一层又一层地扫楼，挨家挨户说服居民们到银行存款。那时深圳金融业等各个行业的发展，尚处于“摇篮期”。人们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和恐惧掺杂交织，何松土的工作难度不言而喻。
然而，人们对转变的不安和恐惧，在随后一系列的改革中被逐渐消除。工程招投标、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城市居民住房制度等纷纷迎来改革，让市民们初尝甜头，深圳各行各业焕发着萌芽新生的蓬勃生机。小到给生产队装电表，为当地农民建小楼，给香港人搞装修，建别墅，修厕所，“什么活都干”、“不找市长找市场”，原802团副团长周坤年说，度过最初的困难时期，随着这座新城的崛起，转业的工程兵重新掌握了这场战役的主动权。
1983年，深圳特区最早的地下排水管道是由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指战员们埋下的。（杨洪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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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潮”的新生
四个人，一张桌子，没有编制，没有固定办公场所，有段时间连工资都发不出。1988年，杨洪祥放弃了原本在国企的重要职务，与王京生等三人一起创办了《深圳青年》杂志。谁也没想到，《深圳青年》从创刊时5000册，发行到50万册，成为中国百强期刊，还盖起了全国独一份的深圳青年大厦。
那是个不设禁区的年代。1993年，杂志社策划了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文化生产领域。由于此事尚无先例，活动场所最终只能从深圳会堂挪到深圳图书馆的小演讲厅。一槌落下，20部作品当场成交额为500万。消息轰动了当时中国文坛，不满和质疑也漫天扑来。
但时间证明了此次探索的进步意义。2009年，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挂牌。尽管完成这一步用了16年的时间，但杨洪祥还是很欣喜，“虽然冒着风险，事后《深圳青年》做了检讨，但作为其中一员，我现在想起觉得还是很光荣的，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此前劳碌奔波的何松土，业务早已做大。1990年代，他担任交通银行深圳分行信贷科长期间，参与了深圳金融史上数次改革：全国第一家上市公司、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第一次外汇交易、第一台自动提款机……深圳金融制度创新如水中涟漪，逐渐推至全国。
杨洪祥跟建筑很有缘，新兵时分到施工连队一连，负责建房子和挖水沟，拿到二级瓦工的认证。做新闻报道时又跟基建工程兵有关，2003年，41岁的杨洪祥在人生第三次转身时，把赌注押到了房地产开发上。沉浮数年，他凭借着“绿色建筑”理念，获国家绿色建筑创新一等奖等奖项。而从业务员到银行行长的何松土，仍旧活跃在深圳的金融战线；两万元起家的任正非，一手创造的华为早已是世界500强企业……
2013年9月24日，深圳，深南大道车公庙路段，高楼林立。（东方IC/图）
与这些经历沉浮最终仍留在深圳的战友不同的是，那些在转业后或立足未稳时离开的战友，如今则颇为感慨。
2018年9月8日，当初转业后的老兵们时隔35年再次齐聚深圳。在聚会上，老兵们旧友重逢，促膝谈心。当舞台上军歌再度想起时，不少老兵起立跟着喊“一、二、三、四”，他们或搂着肩膀，或拍手打节奏应和，齐声合唱军歌。
“时间过得好快哦，我们都从小女孩变成老太婆了。”三十多年后，谢新红、李红英、王艾娥再次在深圳相聚，王艾娥激动地说：“一定要去莲花山公园，看看邓小平同志的雕像，再敬个军礼。”在当初来深圳前，谢新红、李红英、王艾娥等9名女兵在原部队驻地湖北襄樊市古隆中合影，拍摄者正是杨洪祥。
同样的人再次合影，依旧是杨洪祥拍摄，只是时间已流走1/3个世纪。
“我们选错了路，就不应该回去啊！”看到如今深圳的面貌，他们告诉杨洪祥。一代代人老去和新生，当年的边陲小镇早已成为一代人的记忆，深圳GDP已从1979年的1.97亿元翻升至2017年的2.2万亿元，超过香港、广州。
“如果我当时离开了，我可能就跟我的朋友一样，带着孩子养老。但在深圳，创新的精神一直推动着我继续往前走。”杨洪祥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