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岭苍苍，珠江泱泱，

百年老院，似水流长。

我院作为中国首家西医医院，自1835年创建后，几经变迁，数度易名，风雨兼程，凝聚几代心血，终攀医学高峰。上世纪中叶，一批批医学泰斗投身我院。他们扎根在这块历史悠久的土地上，面对着种种沉疴宿疾，决心要“除百姓之疫病，创医术之辉煌”。他们以岁月为笔，以热血为墨，书写着大医精诚的精神。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他们信念如磐，大爱仁心，将毕生精力倾注于医教研事业，铸就了一座座巍峨的时代丰碑。

为传承一代医学大家“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和精益求精、诲人不倦、金针度人的师者风范，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砥砺前行。让我们走进一位位医学泰斗的人生故事，体会逸仙的大医精神。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逸仙丰碑”第十期，聆听程桦教授的人生故事。

程桦

程桦，1943年7月出生。一级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资深名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本院内分泌专科主任、内科副主任、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和医院副院长；曾任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常委、广东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主任委员；现任多种医学杂志编委及通讯编委。先后发表文章300余篇，参编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内科学》，主编专着《今日治疗丛书：内分泌代谢系统疾病》。主持研究课题曾获广东省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参与研究课题曾获教育部科学进步一等奖、广东省科学进步一等奖。

求学时光

程桦出生在四川，解放前夕随父母来到广州。1960-1966年,程桦就读于中山医学院，1968年被分配到阳春县基层医院，1979年考上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专业硕士研究生，1982年毕业后，程桦留院工作直到现在。

1960年报考大学时，程桦选择了中山医学院。她回忆道，“那时中山医学院是柯麟当院长，教学实施‘三基’、‘三严’，要求很严格。当时是六十年代，我们非常单纯，党叫干啥就干啥，党要求我们专心读书，我们就专心读书。我很热爱自己的专业，带着浓厚的兴趣学习每一门功课。柯麟院长在学生中威信很高，他在校园里碰到学生，会亲切地跟学生打招呼。我们入学后没多久就下乡了，到一个很穷的农村去劳动；后来还有巡回医疗、防病治病等一些短期上山下乡的活动，柯麟院长掌握得比较好，并没有过多影响学生的学习。虽然当时我们许多学生确实不习惯劳动，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劳动量不算很大，而且觉得这些经历也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程桦就读中山医学院时，正值学院教学全盛时期，八大国家一级教授尚健在，同时还拥有一大批极其优秀的中青年医生、教师，如人体解剖学的陈以慈老师、病理学的朱小曼老师、药理学的潘启超、赵香兰老师，卫生学的王志谨老师等，同学们非常崇拜这些老师。对他们带教的过程、授予的知识，印象极为深刻。

“我印象最深的是外科陈国锐老师，他对工作非常热情，精力非常充沛，经常晚上值完夜班通宵手术第二天一早就来带我们见习。当时他介绍给我们一本《临床外科理学诊断》，详述了各种常见外科病的特殊体征，如何通过体格检查诊断疾病，这本书我们保留至今。后来陈国锐老师给我们上大课，讲‘急腹症’，讲急腹症的临床思维，首先区分是内科还是外科急腹症，外科急腹症中是出血性、梗阻性还是炎症性，最后还要分析病因。后来我在乡下公社卫生院工作时，诊断急腹症靠的就是陈老师授课的笔记。那时公社卫生院没有手术条件，急腹症病人要上送到县人民医院，路程60多公里。如果将不需要上送的送到县人民医院，会加重农民不必要的负担；如果该送的不及时上送，将会耽误病情，而我们做到了没有漏诊、误诊过一例。”

正是中山医学院这样浓厚的学术氛围，名师群集的教育环境，为程桦的医学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柯麟院长、学院领导与优秀学生合影（1963年）（前排右侧第一位为程桦）

基层医院

1966年6月，正当即将从中山医学院毕业之时，全国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1968年8月，在校参加文化大革命2年后，程桦所在年级的所有学生都被分配到了基层医院。

程桦说：“这叫做‘一竿子插到底’。那时，我被直接分配到广东省阳春县，先在公社卫生院工作了5年，后来调到县人民医院工作了6年。最初我被分配到八甲公社卫生院，我是那里的第三位西医医生。当时这个卫生院包括医生、护士、收费、会计在内总共十个人左右。我去的时候公社卫生院就是一个小小的破庙，直到几个月后建好公社卫生院，才从庙里搬了过去。”

当时卫生院有一位年轻中医，曾在背后议论：“程桦肯定坚持不下去，过不了多久就会逃跑。”可是程桦在八甲公社卫生院一呆就是3年，之后工作调动至程桦丈夫所在的河朗公社卫生院，又工作了2年。

程桦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给我的收获很大。我们在公社卫生院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病人，比如内、外、妇、儿、五官科，甚至包括拔牙，我们什么病都看。公社卫生院没有X光机，也没有检验室。我们有一台显微镜但是没有人用，后来湛江医学院的学生‘长征’经过我们公社卫生院时，我跟一位儿科梁晏青老师讲起这件事。之后她就托人带来了一些试剂，凭借这些试剂，我开始做血常规、尿常规检查。当时农村医疗条件非常差，我们什么都没有，就靠询问病史、体检，综合判断分析，诊断和治疗了大量常见病、多发病和极其危重的病例，如流行性脑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结核性脑膜炎、病毒性脑炎、狂犬病、小儿肺炎、白喉等等。”

在公社卫生院，常常有小孩的手被打禾机打烂了、脚被自行车后轮绞烂了，需要进行扩创缝合，程桦对此也有自己的心得：“手脚背面皮肤很薄，对合后采用褥式缝合，伤口愈合得比较好。”程桦自豪的说：“能够成功抢救危重病人，很有一些成就感。我们跟农民关系很好，农民对我们也很好。当时并不觉得下到基层如何悲惨。在公社卫生院，除了看病，常常还要出诊、跋山涉水的，走走山路、过过小溪，有时好几个小时。我们的生活很简单，但也很快乐。”

当时政治学习比较多，常常有贫下中农、工宣队进驻到公社卫生院。有一位贫下中农黄敦优当时讲的话让程桦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你们现在来到公社卫生院，不要以为就到了最差的地方。公社卫生院下面还有很多大队卫生所，有的大队卫生所在深山里，要走好几个小时。你们要好好珍惜现在的工作。”后来程桦也确实体会到，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工作岗位，都要踏踏实实做好工作。

文革后期，《中华医学杂志》复刊了，《新医学》也开始出版了，程桦闻讯欣喜不已。虽然当时自己的工资很少，但是程桦从第一本就开始订阅了。通过这些杂志，她了解了当时国内的医学进展和新技术，并在公社卫生院按照最新观念开展休克抢救，按照《中华医学杂志》上面讲的入针角度做颈静脉穿刺等。程桦还在大学知识的基础上，制定了公社卫生院的各种儿科补液方案。

“我们有些好朋友在县人民医院工作，我每次趁着进城参加征兵体检的机会就向他们借书，一叠一叠地借‘中级医刊’，回来后一本一本地看，结合自己的病例和经验体会写了很多笔记，如液体疗法、坏死性肠炎、各种脑炎脑膜炎等，一个个病种进行总结，回想起来收获还是很大的。”程桦说道。

1973年，程桦被调至阳春县人民医院内科工作了6年。在这里，她遇见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同事、好朋友，大家在一起读书，进行病例讨论，诊断了不少罕见病，救治了不少疑难危重病例。程桦说，后来能考上中山医学院内科硕士研究生，也跟这一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有关。

回想在基层工作的时光，程桦坦言，这段经历不算艰苦，而且丰富多彩。当时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地从事临床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是自己医学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

▲程桦在阳春县河朗公社（1972年）

重返校园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9年，程桦准备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当时她已经35岁，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是，程桦充满信心，安排好日常工作和生活，通过半年的奋战，程桦如愿以偿考上了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内科内分泌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国内著名的内分泌专家严棠教授、陈玉驹教授。

回忆起恩师，程桦道：“严棠教授非常威严、非常受国内同行尊敬。他并不苛求学生，对学生的要求就是要老老实实工作，踏踏实实学习。大家在他面前都是该做什么做什么，不敢偷懒。”

严棠教授的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给程桦留下了深刻印象。科室里许多优良传统也都是由严教授传承下来的。程桦说：“每次专科查房他都重新仔细询问病史，亲自体检，先要看化验单相关的方法学对不对，没有问题再分析化验结果。严棠教授观察病情很仔细。酮症酸中毒休克的病人尿量很重要，他就会蹲在地上看病人导尿管出来的的尿液排出情况，据此来分析病人的病情。他非常敏锐，经常发现临床诊断、处理中的关键问题，每次查房都让我们耳目一新，收获颇大。当时没有电脑，幻灯片全部都是严棠教授自己亲手用黑墨水笔在一种半透明的纸上面一张张画出来的，我还没有看过有谁的幻灯片比严棠教授的更漂亮、更细致。他本人也非常正派，他不需要你怎么去刻意奉承或者讲什么话来讨他喜欢，甚至在路上遇到他时，你不驻点和他打招呼他也都不会在意。”正是在严棠教授这样严谨认真却不拘束的工作环境下，程桦可以放松大胆的全身心投入到医学知识的学习中。

在基层医院工作了十一年，程桦回校后深感学习和工作环境优越，如饥似渴地学习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她回忆道，“研究生一共三年，第一个学期在学校上基础课，然后在临床待了一年，做研究一年半。我做研究课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在苦瓜里面提取降糖物质，这个题目做了十个月，发现难度太大了，做不出来。虽然这个题目没有做出来，但是熟悉了口服降糖药、胰岛素、糖尿病动物模型和多种实验室技术，整个过程收获很大。当时做糖尿病动物模型用的是四氧嘧啶，买不到要自己合成，严棠教授介绍我到学校生化教研室找到徐晓利教授。徐教授带我到中山医学院图书馆地下室找到一本很旧很小的书，然后就按照书上的方法自己合成。我记得那天下午一点多钟，四氧嘧啶合成出来的时候，白花花的很漂亮，严棠教授从楼下冲上四楼实验室，喘着气看我们自己合成的四氧嘧啶，非常高兴。后来我在国外的同学朱昌仁医生又从英国买到了四氧嘧啶，寄来给我，我打开一看，我自己合成的四氧嘧啶比同学寄来的还漂亮。他寄来的试剂时间长了已经开始氧化、变黄了。我们用自己合成的四氧嘧啶，成功制作了糖尿病动物模型。”

后来程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方向选择了糖尿病病人的血脂研究。程桦说：“现在做血脂很简单，全部用机器自动化操作，但当时并不那么容易，要到一个个医院的检验科去请教，去过省人民医院、广州医学院附属一院等，还向我们自己医院检验科的老前辈何国坚老师请教。”

程桦回忆到，在实验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质量控制，那时的玻璃吸管很不标准，50μl、100μl、1ml、5ml、10ml的各种吸管，全部都一根一根地校正。动物实验用的老鼠是自己养的，笼子也是自己设计的。每天一早程桦就要来打扫卫生，给老鼠记尿量、测血糖、换饲料，满身大汗，衣服后背都湿透了，然后再去查房，门诊也一次都不肯落下。

▲严棠教授、傅祖植教授、程桦教授与内分泌科大家庭（1998年）

（第二排右起第2人为程桦）

为医之道

一眨眼，程桦教授从医已58载，来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学习、工作也已40年了，期间还曾出国进修1年，经常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进行交流。谈起为医之道，作为一级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资深名医的程桦教授说：“就是认真看好每一个病人”。

每周四、五上午是程桦教授专家门诊时间，她来到博济医疗中心的第一诊室。程桦坦言自己很喜欢这间小小的诊室，给病人看病，和病人交流，说不清是“病人需要自己，还是自己需要病人”。她专长于内分泌代谢系统疾病的诊治，包括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垂体-肾上腺疾病等，也成功诊治过不少疑难危重病例。她曾经对一例呆小症(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先天性异位甲状腺发育不良所致）伴巨大垂体瘤、继发性垂体性侏儒症以及高催乳素血症的病例诊治特别成功，使患者避免了垂体手术，从10岁时身高92公分成长至后来143公分，并恢复月经，结婚生育。每提及此事，她都由衷地感到高兴。来诊的病人，有贫有富，有不同身份地位的；有辗转其它医院后慕名而来的，也有普通简单病例，她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诊治。

一个上午挂号控制在20个左右。程桦教授说，这不像普通门诊那么忙，可以有多一些时间和病人交流，看得仔细一些。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病例，她会要求病人将病历、联系方式留下来，门诊过后，仔细查看病人所有的资料，再与病人联系，给予答复。这样做，可以减少其他患者等候时间，也能与患者交流得更详细一些。在她的带动下，科内其他年轻医生也开始采用这样的工作方法。程桦教授认为，看病的过程，也是对患者进行疾病基本教育的过程；不但糖尿病患者需要教育，甲状腺、肾上腺等其它疾病患者都需要教育。“认真看好每一个病人，和病人交流好，做医生就应该这样。”

说不清是“工作需要自己，还是自己需要工作”，程桦教授珍惜和享受目前在医院工作的每一刻。

▲前排从左到右：严励教授、傅祖植教授、程桦教授（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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