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下午，韦力在莞城市民广场西正厅开展第106期文化周末大讲坛。据悉，本期文化周末大讲坛由莞城文化周末工程办公室、莞城图书馆主办。大讲坛现场，韦力引经据典，趣谈古籍收藏，以及四处走访藏书楼经历等，分享他的“书式生活”，并与观众互动。值得一提的是，莞城图书馆亦为此推出“馆藏韦力著作推介”，展出韦力著作的《古书收藏》《古书之爱》《芝兰斋书跋》等30多种图书，供广大读者翻阅。

谈藏书

要买具有独特性的书

作为爱书人，首要做的事情就是“觅书”。“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我珍爱的几本有故事性或者典型性的书。”韦力介绍，西夏文留下来的特别少，市面上的西夏文佛经有九成是仿真品。他却在某次拍卖会上“捡漏”，发现了西夏文真迹，且这部西夏古籍为罕见的套色版。韦力感叹：“买书就要买特别性与它的震撼性。”

“有些书甚至在流传过程中具备了特殊的标本意义，比如《和陶诗》。”韦力谈到，苏东坡当年被贬到海南，只带了《陶渊明集》。苏轼对照陶渊明的诗逐首唱和，重新写了214首诗，著成《和陶诗》。这是中国第一部和诗的单行本或者全集。

清代藏书家翁方纲得到《和陶诗》后，每到苏东坡生日，他便邀请宾朋共同赏书，并让每人唱和一首词。他去世之后，这个活动一直流传到民国时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段佳话。“讲这本书，同时告诉大家，藏书不只是书的堆积，也是文化文脉的递传，书能串起历史与古今。通过文人风骨，能够体现出传统文人何等重视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韦力说道。

谈起翁方纲，韦力继续讲解与之相关的《复初斋诗稿》。文稿中有被涂掉的文字。经韦力研究，被涂掉的字为“得自琉璃厂”，推敲下去便发现，这部书是被偷出来再卖给翁方纲的。翁方纲刊刻后，刊刻本没有这些痕迹。“只有看原稿才明白这部书的背后故事。”韦力谈到，“这些故事正是收藏有意思的地方，保留了更多作者原始心态信息的脚本可以还原历史。”被收藏的每本书，都有它的独特性，意义非凡。

谈藏书楼

铭记藏书家的贡献

说完“觅书”，紧接着开始谈“觅楼”。“‘觅楼’就是我对藏书楼的寻访，20年来遇到各种各样的经历。”韦力逐一寻访藏书楼，把它们分别标识出来，是希望引得世人更多的重视，使大家对文化有重新的认识。

“首先要讲藏书家吴引孙的测海楼，这座楼后被扬州第一人民医院围封起来。”韦力说，“门被锁了，又很想进去，怎么办呢？翻墙呗。”一席话引得观众大笑。20年前的测海楼是破旧的，如今已被翻新，测海楼的书已被卖散，韦力感慨道，“黄丕烈有句话说：多少藏书家俱在，姓名不逐暮云空。我们现代人手里有书，是因为历代藏书家的传承和保护，可惜他们家破人亡后书都散了，但他们对文化的贡献应该永远被世人铭记。”

扬州还有一座著名藏书阁，叫马氏小玲珑山馆，为著名藏书家马曰琯、马曰璐所建。韦力介绍：“这两人是盐商，很富有。可贵的是，他们把钱财用于刻书，刻的书也称马版，十分精美。”乾隆皇帝修四库时，马氏小玲珑山馆献书最多，皇帝为此赏了一部珍贵的《古籍图集成》，也侧面反映当年此楼藏书地位之高。

而位于上海闹市区的书隐楼现在已杂草丛生，破败不堪，这情景让韦力深感可惜：“很多历史遗迹都在消失中啊。”近世研究文章多称书隐楼为沈初故宅，然经韦力考证，此是《四库全书》总纂官陆锡熊的藏书楼。最后讲到皇家藏书楼——天禄琳琅。乾隆皇帝登基之后，把能够收集到的善本全部汇集在此，这是第一个皇家收集善本的地方，后在弘历皇帝退位时被一把火烧了，嘉靖皇帝在7个月时间内重建，天禄琳琅就这样留存至今。“通过藏书楼，我们就能清楚地知道藏书家所作的贡献，中国文化能够流淌到今天，跟藏书家的辛勤保护书籍绝对分不开。”韦力说。

谈卖书

让更多人享得书之乐

谈到“藏书家死后，书怎么办”的问题，韦力坦然回答，“所有的古书收藏，都先有别人的散才有你的聚，说明聚和散才是书的常态。作为书而言，流传这么多年，每一个藏书人都只是过客。比如今天展示的宋版书已有900多年历史，我就算活90岁，也不过是它的十分之一。因此不能让书毁在我手中，要一直传下去。”

如今图书馆的古籍数量占据中国古籍总量的90%。古书集中在图书馆，确实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但当市民参观典籍博物馆，就只能隔着玻璃窗看到一页，根本欣赏不到书的完全美。“当我老了的时候，当然前提身体还能动，还有饭吃，我就把这些书彻底卖散，让更多人享有得书之乐。”韦力希望把这卖书的钱成立一个基金，由基金产生出来的利润奖励对藏书文化有贡献的人。

另一个分享得书之乐的方法是将书籍数字化。此前国家图书馆公布了新馆藏电子数据，其中有韦力所藏的8种古本。然而将书籍数字化，要面对很多现实问题。国家有经费让公共图书馆实现古籍数字化，但是私人难以有这笔费用。韦力说：“扫描数十页的书籍很费功夫，要遵守一系列标准和规范，还要专人和专门设备，私人难以操作。当然，随着社会变革，我相信这些问题终究会被解决。”

得书的快乐让人向往，但反观今日，更多人倾向手机阅读而非捧起书籍。对此，韦力说：“现代人多离不开手机，里面有看不完的资讯，但这些资讯是碎片化的，并不能形成系统的思想和知识。用大量时间进行碎片化阅读，自以为得到了很多资讯，其实是在浪费生命。”他建议，选择阅读有价值的书，对人的修养、成长、思想结构的塑造都至关重要，勿要浪费时间进行散漫阅读。

谈经历

能收藏到好书是一种缘分

已有30余年的个人藏书经验，韦力总结道：藏书的首要标准是“三性”，一是稀有性，二是历史性，三是艺术性。但真正收得一本好书，还得看是否与它有缘，其次是有没有眼力，最后还需要有财力。

“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本藏书是《古文渊鉴》，它是康熙五十四年的刻本。”韦力说，“很长一段时间古籍是禁止买卖的，直到1981年重新开放古籍交易市场。”韦力记得这本书当时很贵，那时他没有这么多钱，只能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省吃俭用，慢慢从生活费里挤出钱来买它。谈到1981年的经历，韦力提到当年中国书店在北京海王村举行的第一届古旧书市。“那个场景很震撼人心，主办方用卡车拉来十几车旧书，倒在海王村公园的空地上，来买书的人如潮水般上去疯抢。因为价格太便宜了，一律五毛一本，让人买得很过瘾。”

“这个极其震撼的藏书盛会，其实同此前30余年的国内古旧书市场息息相关。”据韦力介绍，自1957年实行公私合营，每个城市只有一家古旧书店。上世纪70年代陆续恢复古籍买卖，但最初只开放给公共图书馆。各大古旧书店几十年囤积了大量古旧书，公共图书馆经费有限，只能解决一部分。古旧书店为了生存，促成了第一届书市的举行。韦力说：“当时吸引了许多文化人前来，但是真正的藏书人很少。当时大家都不懂鉴定，也不讲究版本，无法估计书的价值，基本上都是买相对完整、装帧漂亮的书。”

韦力提到，因为“差的”或相对普通的书在市场上永远是占大多数，古旧书店工作人员其实不愿意买书的人懂得如何分辨和鉴定古书。毕竟如果客人把有价值的书都挑走了，剩下的也就不好卖了。这也启发并促使韦力不断深入了解古书，提高自身选书的“眼力”。

要说最让韦力惦记而不得的书，当属宋刻本《草窗韵语》。这是宋代周密唯一传世的诗集，因为太漂亮而被很多人称为“妖书”。这本书在历史上失传了很久，直到民国时期突然出现，被藏书家蒋汝藻收藏。蒋汝藻破产后，便再无此书消息。传说它被带去了美国，多年来韦力始终没有找到它。韦力笑称此前一度做梦都是关于这本书，不过能否收藏到它，终究还是要看缘分。

谈写书

延续中国传统文脉

韦力不仅是藏书家，也是作者。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研究类，比如《芷兰斋书跋》系列，主要描写对藏书内容的相关研究。而探访藏书楼的相关著作则侧重于藏书文化的研究。二是面向大众的普及丛书，如《古书之爱》《古书之美》等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古书，也借此来分享藏书的经历与乐趣。

第三类著作则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访，如《觅词记》《觅理记》。韦力计划出版12本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并全国性寻访与此有关的人和物。此次前来东莞目的之一也是收集撰写《觅画记》中岭南画派部分的素材，希望探寻居廉、居巢的相关历史文化遗存。

“最初藏书的方向是从自己的知识结构出发，也从兴趣点出发，多收藏古典小说和诗词等，后来渐渐不满足于风花雪月，开始系统阅读学术史，研究经学的著作，收藏方向也开始以此为主。”韦力说，“现代人存在着偏爱诗词而忽视经学的现象，对经学的抛弃是学术的没落。虽然偏好无所谓对错，也讲不出道理，传统的学术体系能否受到重视，也不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但我确实希望能让更多人明白它的价值所在。”多年来不断藏书、读书，促使韦力有了将其所见所闻所想转化为文字并分享给更多人的想法。

期望延续中国传统文脉，是韦力多年来坚持藏书和写书的一大动力。“藏书断层也意味着文化断层，我们与传统文化之间产生割裂。这一代藏书人基本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兴起，本质上传承的是藏书的形式，而文化内核的传承是断档了。”韦力说，“我想接上那个时代，可惜财力、精力有限。虽如此，我还是会尽力去做。”

■嘉宾简介

韦力，藏书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他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逾10万册，四部齐备，其中不乏珍稀善本，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善本最多的人。目前，韦力已出版30余部相关著作。

■对话

韦力探访杨宝霖寻觅东莞风貌

韦力正在书写“觅系列”著作，主题是寻访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诗人等。他听闻东莞文史研究者杨宝霖的事迹后深感兴趣，此次来到东莞便率先探访杨宝霖。12月6日，在莞城图书馆工作人员陪同下，韦力走进杨宝霖的书房——自力斋，并与杨宝霖展开对话，体会和记录东莞学者的风貌。

韦：据我所知，木鱼歌的内容多是改编历史故事，有原创的木鱼歌作品吗？另外，“过洋乐”和木鱼歌有关系吗？

杨：《花笺记》就是原创木鱼歌作品。此外，两者没有关系。“过洋乐”源于宋朝人李用。李用是有名的东莞学者，后东渡日本教学，深受日本人爱戴。李用去世后，日本人沿途吹奏乐曲将其遗体送返东莞，后来东莞人仿效，称之为“过洋乐”。至今，东莞一些农村办丧礼时，仍会使用“过洋乐”。

韦：怎么证明东莞话保留了唐宋音调呢？

杨：比如李白诗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个”字翻译为“那”，这个意思东莞话还在用。这不是孤例，经多年研究搜集，我记录了很多唐诗宋词里与东莞话相同音调、用意的字词。

韦：怎么看待习俗活动？比如，东坑的卖身节。

杨：旧时的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人们自发在东坑街上形成一个买卖劳动力的市场，地主、富农就到此地聘用短工。现在的东坑“卖身节”更多是娱乐活动。

韦：我知道您也研究族谱，但人们都说以族谱作为历史依据是不可靠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以族谱作为历史资料显然不可靠，大家喜欢把同姓名人写进族谱。我看族谱是为了研究历史上东莞人的源流，以及他们如何开发东莞等。族谱上会记录某姓人在什么时间从哪里来到东莞，做了哪些事，这些资料再与墓碑碑文等结合起来，就相对可靠。

韦：您曾经举办系列讲座，细说莞城已消逝的名物，为什么研究这个？

杨：东莞文物有一部分被破坏，东莞人很怀念那些建筑、名人、牌坊等，于是我专门给市民讲莞城已消逝的名物，还原莞城昔日的文化风貌，也让市民更了解东莞历史。

【撰文】万佩珊 龚艺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