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周末》推出“东莞学人”系列专题，选《东莞学人文丛》中所述人物，介绍其人生经历与学术成就，带领读者一同踏上寻找东莞当代学人之路，领略东莞人文社科学者的精气神。本期聚焦历史学家张玮瑛。

张玮瑛是张子翔和梁撷香夫妇的次女，祖籍广东东莞塘头厦（塘厦镇），1915年出生于天津。心性安静向善，自幼喜欢读书。张玮瑛的女儿侯馥兴说：“外人称赞她文静、大家闺秀，倒不如我外祖母的三个字来得准确——‘书呆子’。”

“书呆子”张玮瑛一生始终向着历史学进发，留下丰富研究成果及史学译作的同时，身体力行为后辈学者树立榜样。她在卡片写下勉励的话：在集体工作中服从分配，不遗余力。作个默默无闻的人。以实际行动为人民做有益的工作。不求名利，不计得失，辛勤劳动，朴实无华。

张玮瑛大学毕业照。  图片出自《张玮瑛集》

学海回眸

不求名利甘于奉献

成就一代历史学家

家庭重视教育，张玮瑛得以从小上学读书。1931年，16岁的张玮瑛只身到北平考入燕京大学，就读医学院预科。但在入医学院预科一年半后，改读文学。幸运的是，经过四年本科的攻读实践，她最终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专业——历史学。

从燕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张玮瑛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院，成为著名历史学家洪叶、邓之诚等教授的学生，有幸得大师传业授道，接受严格治学训练，为持身律己立下根基。张玮瑛在邓之诚教授指导下，撰写论文《清代漕运》。她用功钻研学术，颇受赏识，于1938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张玮瑛硕士毕业论文《清代漕运》手稿。图片出自《张玮瑛集》

后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举家迁往天津，期间张玮瑛任教天津工商学院史地系，开设《中国通史》及《史学方法》课程。当时政局动荡，几经辗转后，张玮瑛于1951年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研究所工作需要住宿舍，无法照料家庭，正当她犹豫之时，丈夫、母亲和女儿都支持她寻梦。

侯仁之、张玮瑛全家福，拍摄于1956年。 图片出自《张玮瑛集》

自此张玮瑛担任助理研究员，在所长范文澜的指导下工作。范老治学态度明确，强调要身心投入，不能急功近利，要坐得住冷板凳。受其影响，张玮瑛不敢有丝毫懈怠，白天在办公室，到了晚上还是在办公室，直到深夜才回宿舍。期间，张玮瑛发表《苏联在抗日战争初期对中国的帮助》《“五卅”运动中全国人们反帝斗争的概况》《从1923年棉花禁运出洋问题看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等文章。1961年，她担任副研究员，研究有关鸦片战争的问题。

1962年起，张玮瑛参加刘大年主编《中国近代史》一书的编写工作，负责写“清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部分。她不仅认真负责，而且对整理档案资料颇有见地，提供《清实录》、清人文集的大量资料及有关外文资料。又应邀到北京市工会举办的近代史学习班讲义和团运动，到军事科学院解答有关近代史的问题，并应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聘请，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班讲授“鸦片战争问题”专题系列。

张玮瑛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史——政治及中外关系史。1978至1979年间，在刘大年主编《中国近代史》中完成“袁世凯统治时期北洋军阀所借外债”“人民群众反抗斗争”“1916—1918年军阀割据的形成”“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军阀在中国侵略势力的膨胀”等内容。后来又在丁名楠主编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完成“华盛顿会议”“日本侵占山东”章节，在张振鹍主编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完成“日本退出国联”章节。

1983年，北京召开“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张玮瑛为会议编写《美国国会档案馆有关近代中国档案文献资料》。且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哈佛大学收藏的有关中美关系史书目，她联合编成《中美关系史书目（1949—1984）》，提供按作者姓名字母和按年代的两种排列方式。

张玮瑛（右）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事王仲合影。  图片出自《从塘头厦到燕南园——我的母亲张玮瑛》

36岁进入研究所，1987年退休，张玮瑛在研究所工作了36年。1993年，张玮瑛被授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表彰她为发展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勤奋工作是张玮瑛一生的常态，即便退休后也没有中断，她带领青年同志接连翻译《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年》等书，并慨然自费资助出版。

1998年为主编《燕京大学史稿》，84岁的张玮瑛持续工作，后因体力不支，加上多年的心绞痛加重，不得不住院治疗。所幸的是，在团队的努力之下，《燕京大学史稿》顺利完稿，于1999年出版。

辨认不工整字迹、逐字逐句校对修改，有时还要代为复印、保管稿件……张玮瑛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有目共睹，且数十年来一如既往，直至2015年逝世，享年100岁。她在鸦片战争以来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方面独辟蹊径，提出的创见为学术界称道，为后人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那个年代，凡成书出版的著作，大多淹没在集体作者或一人主编的名义下，但她从未提起半句。她专注学术研究、不求名利等品德，给诸多后辈学者留下深刻印象。

退休后，张玮瑛带领青年同志翻译著作。 图片出自《从塘头厦到燕南园——我的母亲张玮瑛》

出书逸事

阔别多年，乡情未淡

长久以来，张玮瑛与娘家人自知祖籍东莞，却不清楚家乡在哪个镇。张玮瑛的侄女张劳曾任北京东莞建设研究会会长，于2001年出席“东莞市电博会”。恰逢东莞市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李炳球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处看到《张声和家族文书》，几番求证，东莞塘头厦（塘厦镇）牛眠埔村为张氏家族的祖居地。张劳在东莞市政协工作人员协助下回乡探祖，圆了几代人的寻根梦。

2002年，东莞市政协联合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教授毛赞猷出版《东莞历代地图选》，邀请张玮瑛丈夫——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为地图选题字。张玮瑛一家人十分重视此事，侯仁之克服困难，于病床上坚持题字。夫妇二人亦从此书中了解到牛眠埔村，非常高兴。

此时东莞市政协正在开展征集出版人文社会科学类莞籍学者文丛的项目，将近百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东莞籍学人的相关文稿编辑出版，形成《东莞学人文丛》系列。作为从东莞走出去的历史学家，张玮瑛完全符合条件，东莞市政协希望可以出版《张玮瑛集》。然而由于张玮瑛谦虚的秉性，婉言谢绝了出书邀请。虽然出书计划被搁置，东莞市政协工作人员还是到北京探望张玮瑛一家。

面对东莞市政协工作人员的诚意和坚定，张玮瑛女儿侯馥兴深受触动，整理出一批母亲的旧作、书信、著作手稿，尤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张玮瑛的硕士论文《清代漕运》。在东莞市政协工作人员的坚持与侯馥兴的支持下，加之对东莞故乡的情谊，张玮瑛同意出书。

《张玮瑛集》。 资料图片

《张玮瑛集》于2016年正式出版，分为珠玉集粹、史海钩沉、岁月留芳、译作余馥四部分，收录张玮瑛部分史学著作及译作等。此外，侯馥兴与东莞市政协将其余未刊登的文章整理、编辑成另一本书，根据李炳球的建议，将此书取名为《从塘头厦到燕南园——我的母亲张玮瑛》。书中详细介绍了张氏家族在东莞的历史，以及张玮瑛的一生。

“他们几代人离开东莞已久，却仍然牢记自己是东莞人，这很难得，也说明了那代人对家乡浓烈的情怀。”李炳球说，张玮瑛的终点在燕南园，但她的源头是东莞塘厦。《张玮瑛集》不仅是张玮瑛的学术成果，也体现了她始终不忘的家乡情谊，这份情感弥足珍贵。

后辈缅怀

从塘头厦到燕南园——我的母亲张玮瑛

文/侯馥兴

2010年8月，九十五岁的母亲突发脑梗塞，病倒了。在这之前，曾听她提过辞谢填报东莞籍名人认定的表格，说：“我不是名人。”后来东莞市政协联系母亲，请她选编自己的著述，准备列入正在筹划的名家文库丛书系列。母亲又一次婉言谢了，还是那句话——“我不是名人”。这是母亲的真心话。她不但从不认为自己是名人，而且甘于默默无闻，不愿为人所知，凡有出头露面的事总是躲。我深知母亲的秉性，也就由她去了。

今年2月，东莞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和文史主任李炳球先生来电，这次是我接的——母亲已经因病住院半年。谈的是编辑出版《东莞名家文库》的计划，约请母亲编纂一册纳入其中。我转述了母亲以前的表态，然而对方锲而不舍，随后政协广东省东莞市委员会办公室又寄来约稿函。面对如此的真诚，我动摇了。动摇还来自另一个原因：2010年中国科协牵头、国务院科教办协助，联合中组部等部委启动“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父亲侯仁之列在采集对象名单中。为了配合这个项目，我动手整理家中属于采集范围的文件著作、手稿、信件、照片、图纸等。就在清理父亲资料的过程中，也分拣出母亲保留了多年的旧作、亲友通信、著作手稿、手记和抄录，其中有些是我闻所未闻的。当把这一篇篇、一页页汇集起来，就像展开一幅人生长卷，在那还不够完整的拼图上又嵌补了几块，于是那九十多年内蕴斑斓的来路便呈现得更加连贯和清晰了。母亲是个平凡的人，以平凡的心性做了该做的事，活得干干净净，倒在了病床上依然是那样的平静。在当今的喧嚣和浮躁中，我想，母亲有资格回首。正可谓“回首向来潇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是以这样的感受，我收集整理了母亲的部分著译文稿，遵照《东莞名家文库》的出版宗旨，试着编了一册——这不是母亲的决定，是我代替母亲做的决定。与此同时，我也写就了《从塘头厦到燕南园——我的母亲张玮瑛》这本书。北京大学原副校长郝斌与父亲交往熟悉已有多年，近年来又与母亲结识。诚挚地感谢郝斌教授百忙中运字谋篇，为本书赶写精妙序言《众里寻她》。

《从塘头夏到燕南园》书封。

感谢东莞市政协筹划出版《东莞名家文库》这套丛书的决心、眼光和魄力，由此才有了这本小书。你们的诚意和坚定使我感动，使我能够坚持下来。感谢北京东莞建设研究会顾问毛赞猷教授。毛教授曾与父亲在北京大学共事多年，是我早已知晓的。在编辑过程中，毛教授数次的鼓励和推助使我不敢犹豫懈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仲同志是母亲的同事，又曾住同屋多年。在翻拣母亲保留的信件中，我看到有一包全是王仲寄来的贺年卡和生日卡。当我去拜访王仲阿姨时，她说也同样保存着母亲多年来给她的贺卡。王仲阿姨向我讲述了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对如何修改初稿给予详细的指点。她那诚恳求真的态度、亲切和暖的鼓励使我深受感动。近代史所人事处黄春生处长、离退休办公室刘丽主任、图书馆刘佳等提供了多方面的热情帮助。为了收集写于1936年的《后套兵屯概况》这篇文章，他们特意准备了清晰的复印件，并把发表在《禹贡》同一期上父亲的两篇文章也一并复印挂号寄我。母亲的同事们用这样的方式传达着支持和关爱，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2011年冬，我欣喜听到当年燕京大学图书馆在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时，北大图书馆完整地接受、保留了燕京大学的一批学位论文，而且已经组织人力作了扫描，母亲1938年的硕士论文《清代漕运》也在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负责人张红扬在得知这篇论文将收入文集时，主动提出将论文的全部扫描件刻制成光盘送给我。不仅如此，在把原件开散破损的地方粘贴裱糊好后，破例允许我借出馆外。当我小心翼翼地把这本论文原件带到病房，翻开来用手举着，让躺在床上的母亲看时，母亲伸出右手在书面上不停地抚摸着，病房里目睹这一情景的人无不为之感动。我对北大图书馆特藏部张红扬、邹新明、殷莉、吴政同等各位老师的真诚帮助致以深深的谢意。

我还要感谢张劳教授的支持和帮助。她是北京东莞建设研究会的会长，又是母亲的侄女，从这本书最初策划、联络张家亲友组稿到资料选编、改稿，有她的全程参与和辛劳付出。感谢王庆华先生（母亲姐姐张玮琦的儿子）写了回忆他的母亲和张家前辈的文章，代表了我们这一代的心声。感谢张希全先生（母亲堂弟张汉槎的儿子）和夫人刘铭银拍摄并提供了东莞张氏家族的照片。当然，我最要感谢的是母亲的妹妹、我的四姨张玮琳。四姨的睿智和通透传递给我一种无形的定力，使我沉静，在静默的心境中认真做事，直到完工。

最后，感谢所有关心、亲近、爱护母亲的人们，衷心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文章摘自《从塘头厦到燕南园——我的母亲张玮瑛》前言）

【撰文】万佩珊